賈植芳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賈植芳（1915－2008 ），山西襄汾人，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學，兩年後開始嚐試寫作，以筆名“冷魂”在《太原晚報》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一個兵的日記》。曾赴日本東京大學學習，早年主要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曾任《時事新報》、文藝周刊《青光》主編。建國後，曆任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複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上海比較文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專於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著有《近代中國經濟社會》、《賈植芳小說選》、《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譯有《俄國文研究》等。2008年4月24日晚6點45分病逝於上海第一人民醫院，享年92歲。,

個人簡介

　　賈植芳（1915－2008 ），教授。山西襄汾人。曾赴日本東京大學學習，早年主要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曾任《時事新報》、文藝周刊《青光》主編。建國後，曆任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複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上海比較文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專於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著有《近采中國經濟社會》、《賈植芳小說選》、《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譯有《俄國文研究》等。2008年4月24日晚6點45分病逝於上海第一人民醫院，享年92歲。

生平一覽

　　生於1915年，山西襄汾人。中國現當代文學著名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參加“一二ⷤ𙝢€學生運動被捕關押。1936年出獄後，流亡日本，入東京日本大學社會科。抗戰爆發後棄學回國參加抗戰工作。1945年被日偽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後出獄。1946年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主編。1947年被中統特務機關逮捕，1948年出獄後以著譯為生。1952年調入複旦大學任中文係教授。1955年因胡風案入獄，達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平反。　早年主要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建國後，曆任複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專於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著有《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獄裏獄外》、《劫後文存》、《雕蟲雜技》、《餘年筆墨》等。

四進監獄

　　賈植芳曾經說過：“我覺得既然生而為人，又是個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畢生的責任和追求，就是把u2018人u2019這個字寫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實“寫”得夠端正的，以至於一生似乎“像《西遊記》裏的唐僧取經一樣，命中注定要經曆九九八十一難”。知名學者錢穀融說：“我和賈植芳在1950年就認識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賞的朋友之一。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真率、風趣的人，這樣的人不多了。”他的學生、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陳思和則說：“賈老師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三言兩語實在無法說清。　

　　由於天生傲骨，賈植芳一生曾經四進監獄，加上改造時間，前後達25年之久。　

　　第一次進監獄是因為參加了1935年那場著名的“一二ⷤ𙝢€學生運動，當時的審判是“危害民國、就地正法”。賈植芳後來回憶說，那是他第一次“很氣派”地坐小汽車、旁邊還有“保鏢”前呼後擁；在監獄裏他也一直是個“刺頭”，獄監給他吃跟刑事犯一樣的夥食，他竟然怒砸飯碗，大叫“我沒犯罪，不吃這個，我要吃好飯”，硬是讓看守所所長給他換了夥食。這件事情後來甚至傳到了“蔣委員長”耳朵裏，引起了“蔣委員長”的“關心”，他的伯父嚇得趕緊用1000銀元、50兩鴉片煙的代價把他保了出來，還花錢為他買了一張大學法科經濟係文憑，送他赴日本留學。　

　　在日本期間的賈植芳，與鬱達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進。到日本還不到一個月，就有警察登門“拜訪”說：“您以後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來照料，請多多關照！”後來日本警察甚至由對他暗中監視變為了明目張膽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後，賈植芳就回國參加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留日同學訓練班，後來在徐州搞策反時，終於被抓進了日偽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為給進步學生刊物寫文章，被國民黨政府以“煽動學”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　

　　當賈植芳第三次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外麵已經換了天空，“人民已經翻身做了主人”，賈植芳拒絕了仕途的誘惑，選擇了回複旦大學教書，擔任中文係主任、專職教授，被譽為“革命作家”，那個時候，他沒有想到，自己還會第四次走進監獄。　

　　第四次進監獄，是因為胡風。　

　　賈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過書信與胡風結交的。他在神田的內山書屋，看見了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人與學習叢刊》，賈植芳就將小說《人的悲哀》投給了叢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費和主編胡風的來信，從此跟胡風有了書信往來。回國後，賈植芳輾轉各地，跟胡風始終緣慳一麵，但書信從未斷過。直到1939年，賈植芳到重慶一家報館謀事時，胡風跑遍了重慶大大小小的報館，終於找上門來，並帶來了賈植芳在抗戰前線時所寫文章的稿費，兩人從此建立了友誼。　

　　在重慶期間，賈植芳寫了一係列短篇小說和雜文，矛頭大多指向國民黨政府。1947年，賈植芳被國民黨政府關押時，在獄中就有特務以“提供胡風地址”為釋放條件引誘賈植芳屈服，但賈植芳堅持說他根本不認識胡風。在“該”認識胡風的時候他說不認識，而到了1955年“不該”認識胡風的時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風是朋友，還吟詩說是“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　那時正是全國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一天，當時的上海高教局局長兼黨委書記和市委秘書長把賈植芳叫到了辦公室，問他對胡風的思想作何表態？賈植芳回答說，胡風隻是為了文藝事業的繁榮，向黨提意見。局長大怒說，“你還為胡風辯護！你跟胡風是什麽關係？”賈植芳針鋒相對地說：“我跟胡風是寫文章的朋友，在舊社會共過患難，他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就是這麽個關係！”高教局長最終宣布:“賈植芳停職檢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後10年，賈植芳一直被關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勢有所變化，賈植芳的問題才被當作了“人民內部矛盾”，但賈植芳自己並不知道。一天，賈植芳忽然被帶上警車駛向法院，在法院裏他聽到法院宣判說“首犯胡風罪大惡極，已經伏法”，他不知道自己會被判幾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個字都沒看，就在自己的判決書上簽了字。此後，賈植芳終於走出了監獄的大門，但還要在複旦的印刷廠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賈植芳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曆時說，當年的“胡風分子”都是些理想主義者，他們正直、真誠、善良，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風的朋友，我覺得非常光榮。”

關於妻子

　　賈植芳說，他這輩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結合，“我們那個時候，就直接同居了！”當時，知識分子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禮，任敏常在《七月》上讀到賈植芳的文章，傾慕他的才華，相識之後，這個商賈人家的女兒，就自己跑到黃河邊上的民房與他住在了一起。上世紀80年代末，夫婦倆都是70開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學開會，招待所的服務員提出要看結婚證明，否則就不能開同一個房間，後來還是中山大學的吳宏聰教授“打圓場”說：“你們對老先生這麽不禮貌。”啼笑皆非之餘，賈植芳才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間，確實沒有任何義務和法律的約束力，婚姻關係鬆散到連一紙婚書都無法出具。但任敏卻結結實實跟著他顛沛流離了大半生，這中間，還包括5年獨自流放青海、11年音訊隔絕、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獄之災。

　　經曆了半世飄零，總算過了十多年安穩、幸福的生活之後，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醫院診斷為腦中風。在任敏生病的5年裏，昂貴的醫藥費幾乎將賈植芳拖得山窮水盡，但這位老人沒有吐露過一句怨言，而是一聲不響地整理起了自己的舊稿、日記、書信、回憶錄以及各類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匯來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給學生說，趕快，送到醫院裏去。

　　2008年的春天，賈植芳追隨任敏而去。“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擔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賈植芳的一生，也許就是對學者朱學勤這句話的最好注腳。

名言軼事

　　檢點一生，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裏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係之，問心無愧。

　　現在回顧起來，我有時覺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遊記》裏的唐僧取經一樣，命中注定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

　　小時在家鄉讀小學，有一陣子的課本是《語文教科書》第一課課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雖然每七天趕一集都給我買一本新的《語文教科書》，但我把它拴在褲帶上，買一次，丟一次，又買一次。雖然隻是跟著嚎叫，卻覺得這些話說得很好玩，引出興趣來了，但字還是不識。老師讓我背課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卻一股勁兒地叫下去，不是老師拍桌子，我還會“汪汪”下去，叫得特別積極賣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每每批鬥我時，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u2018汪汪汪汪……”的積極性。

　　（1955年，賈先生卷入胡風冤案，被捕入獄）

　　在一次審訓中，審訊員一上來就問：“你在家裏說了些什麽話？”我說：“我是教書的，是吃開口飯的，說的那些教學內容，學生們都有筆記。”他說：“不是指你教書時說的，是日常吹牛時說的。”u2019我說；“我喜歡說話聊天，說過就忘了。”他笑著說：“你忘了，我們替你記好了！”說著，他拿出厚厚的三本日記本，逐條念了幾段，包括年、月、日、時和談話內容。我那時還年輕，他念過幾段後，我都會馬上對號入座地查找到打小報告的人的姓名，對於他們所記的我的談話內容，有的是我說的，有的是他們添油加醋寫上的。原來，在我周圍有不少當麵是人，背後是鬼的大小“知識分子”！

　　又一次提審時，審訓員問我：“賈植芳，你怎麽認識某某人的？”我說：“你說的這個人我不認識。”他似笑非笑地說；“你真會狡辯！你不認識他，他怎麽認識你，還給你送書？”說著，他拿出一本書來，上款寫著“賈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寫著“某某敬贈”。我說：“這是我們學術文化界的一種習慣和風氣，認識不認識的同行人總互相贈送著作。”我這麽一解釋。他就惱火了，拍著桌子大聲申斥說：“你還在繼續狡辯！這本書定價兩元多。他不認識你，平白無故地把兩元錢的東西送給你，這誰會相信？我們是幹什麽的？告訴你，騙不了人的！他這麽一發脾氣u2019，我隻好自認晦氣，心裏隻好說，這些同誌是農民，上帝原諒他們吧！而因這類問題受審就有好幾次！

　　－――摘自賈植芳先生《獄裏獄外》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指賈植芳先生）經過十多年的監禁和勞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沒有了過去的文弱的書生氣，變得比過去更壯實了，他不像學校裏那些被揪出來的“有問題”的人（當時稱為“牛鬼”――作者注）那樣的神情沮喪，畏首畏尾。他走起路來挺著胸脯，邁著堅定的步子，像個正常人。他沒有罪，問心無愧，所以雖然長期身處逆境，但能處之泰然，仍然保持著開朗樂觀的性格，麵向恐怖陰暗的現實，無所畏懼。

　　――摘自任敏（賈植芳先生之妻）的《流放手記之一―山西》

今人懷勉

　　又一位大師轉身離去了。

　　2008年4月24日傍晚，文化學者、著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譯家賈植芳，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因病溘然去世，走完了自己傳奇般的92年人生。

　　賈植芳走得很平靜。他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裏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係之，問心無愧。”他的朋友胡風，曾經賦詩讚他說：“能生師俠盜，敢死學哀兵。懶測皇天闊，難疑厚土深。欣誇煤發火，恥讚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聲論古今。”

　　其實，對於生老病死這種事情，賈植芳向來都看得很超脫，他說他常常到火葬場參加告別儀式，“每當這種時候，一種幽默感就會在我心裏油然而生：火葬場裏舊人換新人，唯獨牆上那顆釘子一成不變，今天掛了這張像，我們在底下低頭默哀，明天還不知道輪到誰在上麵誰在下麵。”

　　2002年11月末，他的妻子任敏病故，在妻子任敏的追悼會上，賈植芳突然跪下，朝著妻子的遺照一聲又一聲，“你等著吧，我會來看你的！”讓周圍所有人無不潸然淚下。如今，或許他隻是在兌現當年對妻子的承諾。

個人榮譽

2018年5月，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師”人選名單，賈植芳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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